试论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

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但作为文空上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则是与人类创作实践同时产生“现实主义”有三大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现实主义作精神，那正视现实，忠实于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敢直面人生，不回避现实；

第二个特征是构思艺术形象时按照享观业界固有的面貌，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逼真地反映客观生活，然写生活中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

第三个特征是在表现上较多地采用写实的方法，追求细节的真实，对生活进行精细的领写，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高度的通直感。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以上基本特征,而且还充分易示出了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观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有自己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性。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他总结并发扬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使自己的诗歌成为反映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历史真象的一面镜子，成为反映唐代社会由盛转衰历史的史诗，从而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杜甫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尤其是他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后代文学创作指明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杜甫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透过这些诗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探寻到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随着杜甫逐步走向人民生活的历程，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也日趋得以深化和完善。

本文拟分四个时期，试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作一粗浅的探析。

二、本论

杜甫（712-779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封建官僚家庭。杜甫生活的时代，是唐代由盛而衰急剧转变的时代。根据杜甫生平的四个时期，其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也可相应地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且各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发展的准备时期

读书与壮游时期（712-746年），是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发展的准备时期。当时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家境状况较好，自幼便受过充分的文化教育和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他希望通过科举入仕，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崇高政治理想。

杜甫从小就勤奋好学，《壮游》一诗曾说他七岁时就会赋诗：“开口咏凤凰”；九岁时就书写大字：“有作成一囊”；就有社大石可：出人翰墨场”。由此足见诗人少小勤学,才智早熟。到了青年时代，他又由在家“读书”进而出外“行路”。从二十岁起，杜甫开始了为时十余年的壮游。他曾南游吴越齐赵。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饱览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不仅接触到了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还结识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并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谊。这不仅丰富充实了他的生活经历和知识，也扩大了他的心胸和视野，还为他早期诗歌染上了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他写出了诸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气势奔放、意境开阔、格调高昂，充满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精神的诗篇。

在《望岳》这首以泰山为吟咏对象的五言纪游诗中，诗人用设问作答开篇，继而描写望中所见泰山的雄伟气象和兴致感受，最后以想象中的登临作结。其中尤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为人们所称道。全诗形象鲜明，意境开阔，气势磅礴，格调高昂，充分表达了一位青年诗人奋发向上、积极乐观的旷达胸怀，以及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在《房兵曹胡马》这首以马为题材的咏物诗中，全诗表面上是赞美马，实际上是喻人。诗人采用“托物寓意”“比”的方法，通过对马骁腾善驰、横行万里（“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描写，表达了诗人朝气蓬勃的英勇气慨和他对未来前途的无比信心。

在《画鹰》这首味物五言律诗中，诗人运用如那位画家的彩笔，通真细腻、栩栩如生地为读者再现了苍鹰的画图（“素练见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免，侧目似愁胡。”）。诗中不仅赞美了画家的技术高超，而且还歌颂了苍鹰的威武猛鸷，借以表现了诗人做岸自负的性格和急欲从政的思想。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战斗生活的憧憬和嫉恶如仇的精神。画鹰的形象，其实是诗人身我形象的传神写照。

从《望岳》到《房兵曹胡马》，再到《画鹰》等诗，构成了杜育早期诗歌艺术的共同特点：豪放而自负的情调，炽热而奔放的语言，明朗而开阔的境界。这些诗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传神写照。

虽然杜甫早期就能身体力行地去深人大自然，但壮游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促使诗人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而，杜甫的早期诗歌尽管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成分，但这也仅仅只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创作的一个准备阶段。

（二）杜甫诗歌走向现实主义的开始时期

困守长安时期(746-756）：困守长安的十年，是杜甫诗歌走向现实主义的开始。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迫切愿望，首次到京城长安去应试，想借此踏上封建士人为官的必经之路。岂料当时朝政大权全被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把持，他们玩弄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术来压制扼杀人才，结果竟使应试者“无一人及第”。随着理想的破灭和愿望的未遂，杜甫从此便开始了困居长安十年的艰苦生活。

由于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杜甫也跌落到了“朝扣富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大”十二韵》)的困窘境地。为了寻求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出路，他不得不曲意干谒，逢迎别人，向达管权贵投简赠诗，以期得到引荐，甚至还向玄宗皇帝进献《三大礼赋》，希望得到赏识，以求进身。然而冷酷的现实终使他的这一切努力归于无效。虽然他曾被朝廷派了个河西尉的官职，但他不肯昧着良心，去干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差事，宁愿继续过着“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贫苦生活。直到后来又让他改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才接受，从而结束了困居长安十年的布衣生活。困居长安十年，求仕受挫，生活困顿，使杜甫接近了现实，看到了人民疾苦，从而迈出了走向人民的第一步，并进而促使他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开始以诗歌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矛盾，写出了诸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味怀五百字》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篇。

写于“安史之乱”前夕的《兵车行》属新题乐府诗，采用乐府民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是诗人首次批判现实的诗篇。诗歌真实地描写了诗人亲自目睹到的，在长安感阳桥畔壮丁被强征出发的悲惨情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出于义愤，诗人通过艺术概括，借壮丁之口，对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连年发动不义战争，到处抓丁拉夫致使人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现实生活情景进行了真实地揭露与批判：（“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它标志着诗人已开始从抒发个人的生活情感，走上了反映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创作道路。

写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春的《丽人行》也属新题乐府诗，诗中对唐玄宗李隆基的奢侈腐化生活、杨家兄弟姐妹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寄生腐朽生活进行了揭露(“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对这一小撮人气势骄横、荒淫无耻的丑态和罪恶，进行了深刻地暴露和讽刺(“炙手可热势绝论，慎莫近前丞相嗔”）。全诗极力铺陈，寓庄于谐，句句语含讽刺，运笔力透纸背，充分显示了新题乐府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性。

在天宝十四年（755），杜甫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史诗性名篇五言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杜甫当时自京赴奉先县探亲，就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下的咏怀诗。由于它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被誉为诗史。

首先，这首诗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诗中真实而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生活（“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赠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深刻地提示了官府的残酷剥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真情实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其次，这首诗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本质。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之所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名句，就在于它正面揭露和抨击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以及聚敛之残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不均、贫富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揭示了唐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展现了时代的特有面貌。

此外，诗中还显示出了作者惊人的历史预见性。在“群冰从西下，极上高悴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等诗句中，诗人惊人地预见到了“安史之乱”前夕国势危急、时局将乱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在《自京赴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现实主义杰作中，诗人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自己的爱国、忧民、思家，以及抱国无门等思想感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鸿篇巨制，在创作上显示出了划时代的意义。

困守长安十年，使杜甫成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从《兵车行》到《丽人行》，再到《自京赴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开始以诗歌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矛盾，初步形成了自己“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在杜甫诗中的体现就是：诗中蕴含着博大深厚的忧国忧民思想，运用苍老劲道的笔触，描绘出广阔、真实的动荡时代的生活画面，并显示出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悲剧气氛，还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严谨的格律、波澜曲折的章法和铿锵的声韵。这一时期，杜甫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进一步确定了自己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三）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时期

陷贼与为官时期(757-760年）：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由于杜甫与时代社会、与灾难深重的人民联系更加紧密，加上他又亲身经受了“安史之乱”的战乱痛苦，因而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这是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时期。

“三吏”、“三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由洛阳到华州根据途中风闻写成的组诗。灾难深重的时代震撼着诗人的心灵，他为祖国的命运而焦虑忧愁，为人民的不幸而愤怨不平，于是产生了他不朽的诗作《三吏》、《三别》等篇。他把一路上耳闻目睹到的可悲可叹、可歌可泣的种种情景作了真实的记录，从而使组诗成了反映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由于组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现实性，具有反映社会的广阔性、揭露现实的深刻性等特点，因而被人们誉为“诗史”。

“三吏”侧重从官吏方面着笔，抓住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凋敝的惨象，表达了自己反侵略、爱祖国、同情人民悲惨遭遇的强烈思想感情。诗歌充分显示出了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刻的批判性等特点。

在《新安吏》一诗中，诗人着重描写了还没有长够年龄的“中年”被迫拉去入伍的惨状：“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不更无丁。府贴咋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短绝小，何以守王城？”由此暴露了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极大痛苦。同时，诗中还歌颂了人民强忍着生离死别的痛苦奔赴前线的英雄行为。从而把自己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在《潼关吏》一诗中，诗人通过写对战略要地潼关加紧修关筑城的描写，既由衷地赞美了战士的辛劳和城关的坚固，又诚恳地告诫城关的守将，要谨慎对敌，接受哥舒翰丢失潼关，战败降敌的惨痛教训：“丈人视要处，窄狭客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无学哥舒。”从而表达了诗人关心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强烈爱国思想感情。

《石壕吏》是：“三吏”中主题思想最深刻、最强烈动人的一篇。它通过暴吏抓丁夜捉人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当时拉丁已从“中男”进而及于“老翁”，甚至连“老妇”也难幸免的现实。统治者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逼迫明征，甚至还“夜捉”偷袭。诗中还借“老妇”之口，揭露了黑暗的兵役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惨不忍睹的深重灾难：“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诗人用含蓄的笔触，反映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揭露了唐王朝的腐败无能，平叛失败后给人民带来的恶果，从而流露出了诗人的谴责锋芒和批判精神。全诗以个别反映一般：借“有吏夜捉人”的典型事件揭露朝廷不顾人民死活的重大社会问题；寓主观感情于客观叙述中：诗中处处让事实说话，却又处处反映出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充分显示出了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批判性特征。

“三别”侧重从人民方面落墨，通过描写具有代表性的三种不同身份、年龄和性别的人物，被迫从军，辞亲别家的痛苦经历，一方面深刻地批判了黑暗的兵役制度，反映了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极大苦难；另一方面，诗人又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极力歌颂了人民深明大义、忍辱负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情怀。

在《新婚别》中，诗人通过新娘子的泣别辞，塑造了一位暮婚晨别、送郎从军的贫家妇女形象。诗中“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三句，廖廖几笔，就把一位贫家女那满怀愤慨的矛盾心理和忘掉自我，顾全大体，送郎参军，奔赴国难的高尚爱国情操凸现在读者眼前了。贫家女的爱国形象，正是当时千百万劳动妇女爱国形象的一个缩影。

在《垂老别》中，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对老夫老妻互怜互慰、依依惜别从征的场景。诗中“万国尽征戌，峰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等句，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极大离乱之灾。“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所写的是老人眼见大敌当前，叛乱未平，不顾身家性命，毅然投杖从戎的感人形象。老人这种舍己救国的英雄气概实在可歌可泣！老人尚且能如此，那么中年人、青年人的爱国热忱就更可以想象而知了。全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民族伟大凝集力的集中表观，它能使一个民族水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是本诗最富于典型性和表现力的地方。全诗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高度。

在《无家别》中，诗人通过描写一个从前线战败归乡的士兵，又被召至本州服役经过的情景，揭示了农村遭到战乱破坏，致使田园荒芜、人烟灭绝、狐狸呈威的阴森凄凉景象：“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诗中主人公无家可别的悲惨境地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诗中表达了诗人不平的呼号和愤怒的责问，其同情人民的激情发自肺腑溢于言表，具有深厚而又强烈的感染力量。

在陷贼与为官时期，由于杜甫和人民一起流亡，并身陷长安，亲眼目睹了中原战乱、饱受了战乱之苦，因而这成了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进一步走向人民、进一步深入现实，从而创作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和强烈爱国精神的诗篇。这一时期，国家的危机、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难，使诗人常处于忧愁、悲痛之中，这种深沉郁积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创作中，使得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显得更加成熟，真正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使杜甫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四）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继续发展时期

漂泊西南时期(760-770年）：当时正是唐王朝继续衰落时期。在漂泊的十余年中，杜甫除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外（曾任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基本上仍是生活在人民中间。这期间，他虽写了一些歌咏当地山川景物和回忆青年时代生活的诗歌，但仍以反映人民生活和抒发强烈爱国精神的诗歌为主。诗中仍然奔腾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厚激情，洋溢着诗人深沉爱国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继续发展时期。

在《岁暮》中，诗人写道：“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表达了诗人为了祖国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强烈爱国感情，渗透了忧国伤时的动人情怀。

在《蜀相》一诗中，诗人借古喻今，即景抒情，把自己报国有志，请缨无门，济世报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融入了对诸葛亮的深切怀念之中：“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诗人通过艺术概括，既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尽忠报国的歌颂和功业未遂的惋惜，同时也流露出了自己不可遏制的爱国忧民的精神和匡济时危的情怀。诗人想为天下计，愿挺身救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一联之所以会成为千古名句，就是因为它融进了诗人无比深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情怀。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创造性地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表达了自己希望有广厦千万，以荫庇天下寒士的愿望。这虽然是无法实现的天真幻想，但它表现了诗人能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联想到天下处于饥寒交迫的广大寒士；能为了解除天下寒士的痛苦和不幸，宁可自己屋破冻死也死而无憾的博大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恶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怀啊！诗人这种对不严者的忘我同情之心和兼济天下的宏大志向，又是何等的感人肺腑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杜甫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已到了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境界。

在《蚕谷行》一诗中，诗人写道：“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然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诗人设身处地为民着想，表达出了广大人民渴求和平安定生活的共同愿望，同时还对分裂国家统一，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经济生产，涂炭黎民百姓的非正义战争进行了强烈抗议，全诗之所以能写得如此言近旨远，情真意切，这无疑是与诗人接近社会生活、贴进人民的思想实践分不开的。

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绝笔诗中，诗人真实地记述了他的贫穷和疾病，写出了他的绝望和愤慨。但诗中并没有热衷于咏叹自我的不幸，而是在死期将近时也没有忘记战乱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人民“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三、结论

综上所述，杜甫确实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平的四个时期，是一个逐步走向人民生活的历程，同时也是他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发展的历程。读书与壮游时期，诗人只接近了大自然，未能接近人民，因而诗歌洋溢着热爱祖国河山、充满理想的浪漫情调，成了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发展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诗人求仕受挫，生活困顿，这促使他接近了现实，认识了社会，看到了人民疾苦，从而迈出了走向人民的第一步，初步走上了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视实主义创作道路；陷贼与为官时期，诗人亲身饱受了“安史之乱”的战乱痛苦，与时代、社会、广大人民有了密切的联系与深入交往，因而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真实性、典型性、人民性和强烈爱国精神的诗篇，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的高峰；漂泊西南时期，杜甫仍生活在人民中间，至死，他的诗歌都奔腾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他创造性地将现实主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技巧达到了更加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境界。

由此可见，随着杜甫逐步走向人民生活的历程，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日趋得以深化和完善。同时，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指明了一条通向社会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正确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