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我心中的高悬明月

最早接触苏轼，应是小学三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但愿人长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在记忆的河流中已经被冲刷的模糊不清了，而随着时间被磨的闪亮的只有那篇文章最后几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时只觉得朗朗上口，背诵下来用时少，为此有些沾沾自喜，并未去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或许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在某天不经意遇到重要的东西，但当时却不在意，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发现命运的因果线早已埋伏在久远的时间之前。后来背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只是简单的背诵，极为熟练。直到初中偶然间望见明月，想到婵娟，再到初高中选入的苏轼词句，那天的那轮明月，才在一刹之间，忽地撞入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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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眉州眉山人。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说的是，眉山县原本郁郁葱葱、百草丰茂的彭老山，不知为什么忽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更奇怪的是，六十多年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某一天，荒芜多年的彭老山忽然又重放光彩，恢复了蓬勃的生机。据当地人讲，在彭老山草木忽然败落的景祐三年，苏轼在眉山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就全部灌输在苏轼身上，被他带走了；而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江苏常州去世，这些灵秀就又回到了彭老山，彭老山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多么美妙的传说。一整座山的生灵都为之倾倒，万物枯荣，均聚集在一个面带微笑的灵魂身上。这注定了他生来就是引人注目的焦点，是那轮明月，高悬天际，却清辉洒落。

苏轼，字子瞻。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三字经中“二十七，始发奋”的那位人物。虽读书晚，但贵在用功努力。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而苏轼的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但苏轼既然带着一整山的灵气，又怎会默默无闻呢？嘉祐元年，苏轼兄弟二人随父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另一位名留青史的人物，欧阳修。欧阳修与梅尧臣，当时锐意于诗文革新，见到苏轼文章清新洒脱，赞叹不已，心下便欲意定为榜首。历史长河，文字分崩离析，多少文献飞灰湮灭。今日我们并不知欧阳修二人到底是因为不知“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出处，还是误认为文章是曾巩所作所以避嫌而导致苏轼文章最终只居于第二，但我们知道，苏轼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欧阳修评价苏轼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独步天下与默默无闻自然相斥，苏轼在此次科举中已经成为京城有名的人，一有新作，就会名动京城，多家传阅。二十岁的年龄，狂傲自负的年龄，所见所闻又皆是夸赞，而苏轼本身也刻苦有天赋，也明白努力就有回报这样浅显的道理，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那时盛名满天下，已是人中龙凤的地位。命运的因果线，从此刻开始。

三父子正准备大展身手之时，苏轼、苏辙母亲病故，父子三人回乡奔丧。返回朝廷之后，苏轼兄弟二人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在这之前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百年第一。这不仅是历史横向对比，也纵向贯穿整个宋朝，宋三百余年，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出现不少青史留名的文人，欧阳修、梅尧臣、曾巩、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而在群星汇聚的时代，只有苏轼一人成为了高悬的明月，负有“百年第一”的称号，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影响着千千万的人。

随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王安石变法震动朝野。此时的宋朝，已经不是苏轼之前所见的宋朝了。此后的事情便像小说般流水，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言变法弊病，引起王安石愤怒不满，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此后，苏轼先后任职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在此期间为民做事，尤其在徐州时带头治理洪水，实实在在的为百姓做事，如此在各地为民而官，直至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苏轼命运转折点的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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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狱中一百零三天，期间新党不断收集苏轼诗作，以找出苏轼讽刺新党，讽刺变法，讽刺皇帝的证据，而苏轼好友以及其他忠臣也纷纷上书求情，最终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逃过一劫。苏轼出来那天，是那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正值除夕。宋朝家家户户的人们都在迎新年，无论悲喜。不知道苏轼第一次走出昏暗的牢狱，一百多天后再次见到阳光是什么感觉。或许依旧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眼睛难以适应，酸涩的想要落下泪来。天之骄子，被碾入尘土一遭，接下来的路，要如何去走，要以什么心态去走。

黄州，苏轼人生的最低谷。大难不死之后，便是深深的不甘与悲痛。从天之骄子到如今的微不足道，此间差别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云泥之别。或许苏轼在黄州最开始的日子，比狱中还难熬。他开始沉思，思索人生的道理，思考自己的道路，他开始转变心态。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赤壁赋》与《后赤壁赋》，文风、思想，都渐渐转换，经历过乌台诗案，他再次成为了乐观豁达，广结善缘的苏轼。只不过这次，更加智慧与豁达。此后，新旧党争依旧不断，皇帝更替，苏轼的命运也由此沉沉浮浮。苏轼并不看好新党的激进，也不赞同旧党的保守不变，变成了两党间的眼中刺，再难恢复高职。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仅比灭门罪轻一等的处罚。在此地，苏轼依旧既来之则安之，开垦荒田，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一生沉浮，从天之骄子跌入谷底，位极人臣又到微不足道，坎坷不平。于我们而言，苏轼是那几首诗词，是语文课本上短短几行的简介，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名字，而对他本身而言，是一分一秒缓缓前行的六十六年。不知他在二十岁名誉天下的时候有没有骄傲，也不知道他在黄州是否存过死志，我们对他的印象向来都是乐观、开朗、豁达，向来都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能够吸引古今中外一大批人的追求是非常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宋朝三百余年，站在顶端的人物，又如此智慧平易近人，诗词、画作、书法、做官、为人无一不佳，如何让人不喜欢呢？关于苏轼，我有千万个三千字，那轮皎皎明月，不是三千字就可形容描述。心中思绪万千时，总会想到这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心中默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总会给我安静与力量。苏轼，我心中永远高悬的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