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变革的重要性 —— 读《孔乙己》

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但科举制度仍在盛行。少数读书人爬上统治地位，但大多数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小说《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这样一个典型。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科举制也在1906年被废除，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然猖獗，封建思想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会不断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鲁迅先生便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展现了处在社会变革时期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启发了读者对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的思考，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希望能进行思想上的变革。

该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和科举制度毒害下，变得迂腐不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通过对孔乙己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成功地塑造了处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控诉了封建思想的罪恶，揭示了国民当时的昏沉、麻木的状态。

环境造就人，孔乙己生活在社会变革时期，其性格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乙己善良朴实，另一方面他迂腐顽固，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是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他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条，但是他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生活过得非常贫苦。孔乙己有着封建教育制度影响下的书生特有的清高本质，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从事劳动赚取钱财，只能越过越穷，只能通过偷窃来谋生，但却有着“窃书不算偷”这一荒谬的观念。

孔乙己虽然穷酸、迂腐，但是也有人性的闪光点，也有善良的一面，这便体现在他教小孩子认字和分茴香豆给小孩子吃的两个细节上。孩子们围住他，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茴香豆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咸煮笋，或茴香豆，做下酒物”的年代，对于一个穷愁潦倒之人来说，是何其珍贵，可他却一人一颗，一直分到所剩无几为止。一个“便”字就可见其大方，真是分得毫不迟疑。相比较那些个掌柜和长衫客们，他们中有谁不比孔乙己阔绰，但又有谁分豆给孩子们吃呢？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孩子们再次把“眼睛望向碟子”，他不是谩骂，不是恐吓，竟也“着了慌似的”哼起了《论语》里的调子直哀求。这两处便可以看出孔乙己的内心的善良，而这善良同孔乙己的生命一起在封建思想的荼毒下消失不见，更令人唏。 

酒店的酒客，有两个不同的等级：以下层劳动人民为主的“短衣帮”和以上层地主阶级、有钱人和读书人为主的“长衫客”。文中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站着的却穿着长衫的人。他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上秀才，不能依靠认识的字、读过的书来生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但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就在于它使人与劳动脱离，轻视劳动人民，灌输唯有读书是最高尚的思想。不劳动，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可是孔乙己还是死要面子，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比普遍人高一等，处处要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卖弄学问。站着喝酒这个细节显示他不是地主阶级，不是有钱人，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融入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愿承认自己的穷困潦倒，相反还觉得自己比他们都要清高，处处摆读书人的架子。他既不属于贫穷人士也不属于上层地主阶级，与这两个社会主流阶层都存在着距离。生活贫穷的孔乙己和当时社会的下层人民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时刻穿着在他看来是身份象征的“长衫”。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内心轻视广大劳苦众生，同时又渴望融入在他看来高大上的上层地主阶级和读书人、有钱人的世界，这种意识使他处在一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当中，不但不被这两个阶层认可，反而成为他们讥讽的笑柄。孔乙己穷苦、懒散，身上的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年多没有补，也没有洗”；反复被人欺负、殴打，脸上经常挂着新痕旧伤，偏偏他又自恃清高，满口“之乎者也”，“孔乙己”称号由此而来。鲁迅通过对孔乙己的社会地位、肖像、穿衣、话语及称号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的矛盾所在。

孔乙己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文化教育的牺牲品。统治阶级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控制，推残了他的肉体，剥夺了他的生路，而且在精神上毒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痛苦。文章刻画了一个被封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而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和他的悲惨命运，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孔乙己最终在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死去了，但他不觉悟，致死都不明白是谁造成了他最后悲惨的结局。

鲁迅先生通过描绘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在当时社会变革时期，封建思想已不适于当时的向前进步的社会，封建思想的存在不断地荼毒青年的思想，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保护青年学子不受封建思想的荼毒，在社会变革中进行思想变革是至关重要的。